二是知识横断，它打破了传统知识范围和理论逻辑，汇集、融合了计算机、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科技知识，在传统的人类理性和经验、演绎逻辑、归纳逻辑、辩证逻辑之外，加持了计算逻辑，形成了新的数字法学思维、数字法学范畴、数字法学理论。

自我革命就是为了防止变质的内部监督机制，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找到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敬畏法纪，把对党纪国法的敬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自觉坚持在法律约束下用权、在制度笼子里用权， 做到谨遵法纪不出轨、严守法纪不越界。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当人的高贵部分的欲望（灵魂）不能控制较低部分（肉体）的欲望时，变质就发生了。近代中国，改良派康有为的《大同书》中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政治宣言，革命派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五权宪法的政权实践，都是借公这一传统政治资源获取改革和革命的正当性。（二）中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长治久安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和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初期开始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要求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

与长治久安相对的，是政权经历兴衰更替、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现象，称为历史周期率。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二）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能否介入司法制度，取决于如何处理以下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地方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由同级地方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地方人大与法检两机关之间具有实质关联。

然而，司法改革中频繁出现的集中管辖并不仅限于行政案件，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同样有所运用。制度与基本制度之间的区别，要求对前者作广义理解。司法解释不应逾越审判权和检察权的范畴，介入其他国家权力的领域。一种观点认为集中管辖就是对于指定管辖的变通。

因此下文将着重讨论，作为一个整体类型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能否介入司法制度。再从司法制度本身来看，地方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由同级地方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试举数例如下：其一，集中管辖制度。但是个人破产程序在国家立法层面始终是一个空白。如果以2018年修订后的结果来解释组织的规范含义，就意味着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的宪法原则失去了约束立法的规范效果。从长远来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加强自身立法能力，真正落实《立法法》第11条提出的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的要求。

经济特区法规的情况则稍有不同。回顾《立法法》第11条中明文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类型，基本上都涉及对公民相关权利（具体包括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等）的侵害。《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诉讼费用交纳的规定都极其简略，具体办法均留待另行制定。上述观点虽然彼此之间有所对立，但在强调产生一词具有的从无到有含义上，仍然是较为一致的。

因此可以观察到一些新的动向。杭州、北京、上海三地的互联网法院，分别是在三地的铁路基层法院基础上改造而来。

受以上两点因素的影响，比较法上的组织性法律保留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恰恰是各国家机关能保留哪些自主领域。另一方面还积极推动新型审判庭对该领域案件进行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

实践中，中央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一系列文件中也先后提出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支持深圳扩宽经济特区立法空间。受此影响，各国家机关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在逻辑上首先归属于法律保留事项。考虑到既有改革实践和先行研究的分布情况，本文将侧重针对法院展开讨论。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原则上亦由全国人大修改。凡此种种，是否符合只能制定法律的规范要求，显然有深入分析的必要，这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此外，笔者在分析《立法法》为何禁止向国务院授权司法制度时指出，能够向地方人大授权者，也应当是原本就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在2018年修订之前，《人民法院组织法》一直将刑事、民事等常规审判庭的创设权保留在法律之中，同时只允许特定层级的法院可根据需要设立其他审判庭。这种支持完全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为相应改革提供更完备的规范基础。

综合以上来看，经济特区法规相较于普通的地方性法规，享有更大的介入司法制度的可能空间。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第二，国务院之外的其他主体制定的规范，存在介入司法制度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目前设区的市一级的地方立法范围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这四类事项，那么这一级的地方立法是否还能介入司法制度？从官方对于这四类事项的界定来看，它们与司法制度之间的可能关联在于司法管辖制度的改革和专业化审判的推进。

而经济特区法规虽然在学理上也被认为享有变通权，但是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授权决定中，都表述为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并未明言必须有一个变通的对象。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9年10月26日通过了《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但宪法上明文规定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将铁路运输法院改造为跨行政区划法院，2019年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提出推动整合铁路运输法院、林区法院、农垦法院等机构，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用意均在于此。再者，总书记讲话中专门提及了中央对于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权。

所谓的国家设在地方，是指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设立在地方。在此前提之下，再根据不同立法背后的民主正当性高低，判断其能否介入有关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事项。

任何一个机关想要实际运转，都需要人、财、物的配套支撑，其中的核心是人，在我国的语境中即为编制。以宪法解释宪法，前一个宪法中最为核心的当属《宪法》第1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基于审判机关都由人大产生的宪法原则，地方各级法院的设置与地方行政区划高度一致，所以除非新设行政区划，否则在事实上不会产生新的地方法院。此种作用的最突出体现是，法律之外的其他规范对于司法制度的介入都只能是阶段性的，司法制度作为法律保留事项最终只能制定法律。

从主体相同这一点来看，释义书给出的禁止向国务院授权的理由，并不会构成决定介入司法制度的障碍。议行合一原则背后隐含的深层政治理论是，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主权，而主权本身是不可分割的，这实际上就是人民主权的基本原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议报告中援引了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指出今后设立专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和精神，从我国法院组织体系的整体性、结构性、合理性出发，科学论证，统筹考虑，审慎研究。但实践中，却是由国务院在2006年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定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近年来，随着中央愈发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知识产权保护、金融风险防范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频频发文，推动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等新型审判庭。另一方面，立法者认为如果是因为个别地方特殊情况的需要，可以对该地方进行授权，但不宜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确定下来。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印发《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法〔2018〕216号），据此设立了两地的互联网法院，并在方案中就管辖区域、管辖范围、上诉方式、审理方式等明显属于司法制度的事项作出规定。再次，仍然是进入实践中加以分析。

但是在中央的指代范围里并非只有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有关法律问题的制定主体，以及两高作为司法解释的制定主体，同样可以属于中央的范畴。这里，解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理解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